关键词：《新华日报》；《大公报》；《中央日报》；想象共同体

　　一、民主主义中国：《新华日报》想象的共同体

　　共产党在探索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路途中，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未来新中国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的主张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要求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统一，动员社会建立起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，而且力图将其付诸实践，以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经济关系，进而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。

　　1.抗日建国，国家主权需与人民主权统一

　　《新华日报》认为，是新三民主义共和国，并不是共产主义，虽然《新华日报》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更好的制度，并且这种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，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的条件，而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则必须是建立在民治基础之上的，国内人民不分阶级、男女、民族、信仰与文化程度，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，都享受选举与被选举权，以及其他民主权利。全国要有人民普选的国会与地方议会，而这样一个民主制度，既不是专职的，半封建的中国，也不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中国。《新华日报》连续发表了大量文章要求改革政治制度，提倡宪政。1939年9月22日社论《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》中，《新华日报》指出实施宪政必须拥有所有政党政治地位一律平等、言论自由、任人唯才、宪法问题公开讨论等四个主要条件。1944年2月2日，《新华日报》社论《论选举权》中，提出著名的四权论，在选举权之外，还应加上罢免权、创制权、复决权三个权。1942年2月15日，《新华日报》曾发表社论《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》，阐明共产党对宗教的看法，提倡宗教自由。在1944年关于宪草中有关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讨论，《新华日报》提出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主张。在宪法上规定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事上，《新华日报》认为，不如来点实际的更靠谱。1944年1月2日元旦刚过，《新华日报》即发表社论《扩大民主运动》，提出宪法并不等于宪政的观点，《新华日报》认为中国应该实现一个“新的三民主义的宪政”，所谓实现，应该是表现在事实上，行动上，而不是表现在文字上，口头上。

　　2.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，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

　　早在抗战之前，中国共产党就曾明确指出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，是为了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，并创造条件，发展中国的经济，改革中国的政治。抗日战争之后，中国革命历经了重要转折，中共面对根据地的现实环境，在领导经济变革与经济建设上，开展了一系列革命。这些都根植于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。

　　1940年《新华日报》在《经济建设中几个应注意的问题》中首先提出“经济建设的本身是一个政治动员，是一个政治问题”，要做到人民的生活真正能改善，就必须减轻他们的负担和增加他们的收入。1944年11月27日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发展工业须先实现民主》，提出现代民主与现代工业，本是一对双生子。1943年《新华日报》发表《发展产业的关键》一文，提出“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”发展经济。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，《新华日报》认为不能因此便主张“以农立国”，不能主张中国将来还是一个农业国家。《新华日报》提出经济工业化必须与农业作适当的配合，为了抗战，必须建立坚强的国防工业，但同时必须注意到民生问题。在利用外资问题上，《新华日报》认为为了利用外资，必须奖励外人对华投资。这些言论都反应出以《新华日报》为代表的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。

　　二、民主、法治中国：《大公报》想象的共同体

　　《大公报》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人士在探索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路途中，动员大家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，以政治上的自由与法治，实现经济上的复兴与繁荣。

　　1.自由、民主之政治理想

　　1926年9月1日，新记《大公报》续刊第一天，即刊登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写的《本社同仁之志趣》，这是第一篇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，在文章中，张季鸾提出自由主义的“八字篇言”，即“四不（不党、不私、不卖、不盲）主义”办报方针，其中“不党”奠定了《大公报》政治立场的基石，也是《大公报》自由主义办报理念的提炼和概括。抗战时期，《大公报》延续着这一方针，监督国民政府，坚定不移要求宪政，追求言论自由，要求保障民权。

　　《大公报》提倡在抗战时期应该努力促进宪政的实施，并多方培养民主的风气，民主的宪政的两大基础，就是“法治与舆论”，在选举权方面，《大公报》主张的是“有限选举权”，1937年7月4日，《大公报》发表了胡适的星期论文《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》，提倡宪政应在实地参加中获取经验，并主张先从有限制的选举权下手，从受过小学教育一年以上的公民下手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，《大公报》发表社论《如何达到清明政治？》，指出在现在我们到了这民族存亡的决定阶段，要粉碎暴敌的政治攻势，唯有健全自己的政治，使才智有为刚直清廉之士，都能施展所长，各得其位。1942年又发表《战后建设无取“乌托邦”》，表明“我们当前必须努力作战，以争取军事的最后胜利”的立场。同年，在《改良司法刍议》中，指出“造就司法人才”的途径，将现在公私立大学法科，并开办法官养成班，法科添设比较法律、例案研究、假法庭、法律道德诸科目。

　　2.呼吁民主法治轨道内的经济建设

　　《大公报》在国民政府改革中向来主张“七分经济三分文化”，针对抗战时期经济乱像，《大公报》提出了工业化的主张，对外收回关税自主权，对内则节省国家财力，一方面保护私人事业，另一方面奖励并保护国人投资，对于国内紧张的劳资关系，制定工业计划，同时提出反对工人罢工、怠工等对抗资方行为等一系列主张。这些主张中，核心就是工业化，尤其是重工业方面。并且工业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民生。1943年《大公报》在《如何经济化》一文中提出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，能否真正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，问题的焦点在于工业化。战后的工业建设，《大公报》提出也要与农业政策相辅相行，不仅战后必须提高农业技术，增加粮食生产，还应提高技术减少农业劳动力，使之转入工业部门。在国防建设上，《大公报》认为不能仅仅偏重国防，应该建立国防与民生相统一的经济政策。健全中央计划机关，《大公报》认为一个真正的计划机关，必须与各个企业发生密切的关系，并且二者应当联合起来，形成一个“计划系统”，使每个企业不独是一个经营机关，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计划机关。为了实施这样的“计划经济”，《大公报》认为必须有健全的统制机关，中央计划机关对于各种企业计划的进行状况必须彻底的认识，并随时给以严格的监督。由此，国家将建立起“由政府统筹”的经济体系。

　　三、三民主义中国：《中央日报》想象的共同体

　　在抗战的大潮中，国民党承袭了孙中山的思想，为实现“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”“统一中华民族为三民主义新中国”而奋斗。

　　1.抗战建国，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

　　《中央日报》在抗战初期，提倡军政与训政并行，设立国民参政会，实行地方自治。《中央日报》认为，中国的宪法，当然要推临时约法是鼻祖，讲法律，训政时期约法是“国家最高的宪典”，比起共产党处处要求实施“民治”的政治构建不同，国民党主张实施民主集权政治，由党来“领导”民众实现民主，强调纪律，强调计划。《中日日报》曾于1940年发表社论《什么是民主政治的精神？》中指出，“民主政治至少有两种特征”，第一，参加竞选的各党尽管是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”，然而他们不同的政纲，无不相同的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休戚为立场；第二，无论竞选时如何激烈，结果一旦公布了，民意揭晓之后，少数的失败党一定掬诚地祝贺对方的胜利，乃至表示衷心拥戴众望所归的领袖，没有这两种认识得基础，什么“民主”都是空谈。这种民主显然是集中型的。《中央日报》提出理想中的言论自由，是大同范围内的言论自由，报人乃至一般国民的言论，消极方面要守法令的范围，积极方面要受三民主义的指导。《中央日报》定义“大异的言论”为“破坏抗战妨碍建国的言论，必定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言论”，具体就是第一，中国人而不自觉其为中国人，第二，中国人而不自觉其在中国，第三，中国人而不自觉其在抗战之中，第四，中国人而不自觉其在建国之初。但是这种主张也有一定局限性，因为这些定义的界限都是很模糊的，国民党后续也并没有解释清楚。

　　2.重视战时民族经济建设，建立统制经济体制

　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，为动员和集中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支持抗战，在1939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正式宣布实行统制经济，调节物质生产消费，标志着统制经济政策全面确立。

　　在1941年7月11日社论《抗战四年来的建国工作》中，《中央日报》总结到，抗战四年来，农合社组织在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但是在抗战时期，受外来侵略的影响，民族经济受到极大冲击，经济结构调整，并出于战争的需要，《中央日报》提出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，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，准备实施实业计划。自此开始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了《战后工业建设与外资》《战后工业建设与金融政策》《工业化的基本条件》等一系列关于战后工业建国的社论，都围绕着战后工业建设的问题进行讨论。1940年，《中央日报》就提出中国的计划经济，即不能是资本主义，也不能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，而应该是“三民主义式的计划经济”，是建筑在平均地权，节制资本，发展国家经济事业的几个大原则之上，容许私人资本的存在。1943年《中央日报》在《经济计划与经济自由》中提出中国的经济计划，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，亦不可与干涉主义混为一谈，人民的经济自由，在国家的经济计划之内，不独可以存在，并且可以有其充分的发展。